我对此非常理解。我自己公众号的更新速度，比封笔之前的李清晨慢得多，有时候一个月都不写一篇，但连我都觉得，经常就会写到重复的话题。关注我多年的读者，如果每篇都看的话，不难发现我有时候会原样粘贴旧文中的段落，而且不加说明，相当于自我抄袭或洗稿，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真的不需要新写什么了。《旧约·传道书》有言：“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在我公众号上搜了一下，连这句格言，我以前都用过两次。
我在本月初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哔哩哔哩（B站）上的一位叫“斯奎奇大王”（又名“牢A”）的视频博主，去年底因为他发明的某个概念一夜爆红，成为网络爱国主义的新晋扛旗手。（当然，那个概念我不会再写出来，否则又得去用七步洗手法洗手了。）他从2021年赴美之后，一直待在西雅图，过着宅男生活，直到暴得大名之后，才于今年初突然回国。
在这个故事中，主人公就像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不幸暴露之后，为了脱逃，不得不与美国的ICE和FBI斗智斗勇。在临回国之前，主人公已经紧张到了没办法睡个好觉的程度，衣服也不敢脱，澡也不敢洗，甚至床都不敢躺，生怕有什么意外状况来不及跑。靠着之前精心营造的多个假身份的巧妙周旋，靠着许多可靠朋友的协助，主人公总算偷偷买到了回国机票，虽然被狠狠宰了一刀，也无所谓了。回国那天晚上，主人公连坐的计程车都要临时改订，车辆型号、车牌号和出发时间全部改变，才在最后一刻赶到机场，顺利坐上飞机，回到了美丽而安全的祖国。
有点阅历的人，看到这种信口开河的故事，都会笑而不语。像这种大吹牛皮的混混无赖，可以想象，在人类历史上肯定海了去了。光是中外文学名著中的类似角色，都有不止一个家喻户晓。法国小说家莫泊桑写过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勒》，里面的于勒就是一个穷人家出身的混混，像“斯奎奇大王”一样被家人打发去了美洲。然而于勒毫无工作意愿和技能，最终在美洲沦为流浪汉，最后是一位船长好心收留了他，让他在自己的游轮上干着给游客撬牡蛎的卑微生计。即使落魄到这种程度，于勒却仍然要给他弟弟一家写信，吹嘘自己在美洲做了很大的生意。
中国作家鲁迅也写过短篇小说《阿Q正传》，里面的阿Q出身更潦倒，后来进城当了小偷，因为胆小，没干几票就逃回乡下了。但这不影响他在村民面前摆出一幅见过世面的样子，胡说自己是在城里的白举人家干活，而他之所以回城，是因为看不惯城里人的作风，比如非要把长凳称为“条凳”，煎鱼竟然不用半寸长的葱叶，而是用切细的葱丝。他还兴致勃勃地给别的混混比划城里砍头的场景，把对方吓得半死。但话说回来，阿Q终究还是想象力不够，只是对自己在城里的经历撒了谎而已。他可没有像“斯奎奇大王”那样，说什么城里砍完头之后，会剥了皮挂起来，变成“糖霜苹果”。
不过，我对这些造谣传谣的混混无赖，虽然没什么好话，但也觉得不必过度理睬。这一类的草根网红，一般只能火很短的时间，然后就被会喜新厌旧的网络舆论厌弃，从而归于沉寂。相比之下，我觉得更可恶的是一些文人，有头有脸，却同样喜欢造谣传谣。因为这些人有文化、有一定的身份地位，所以造成的影响力也要比没文化的匹夫大得多。
我们先来看晚清的例子。清朝末年，教案频发，民众不断与传教士和教民发生冲突，双方常有死伤。按照主流史观，这些事件在根本上都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虽然有时候方式不对，但应该抱以同情之理解。
历史作家谌旭彬在《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一书中，就详细介绍了湖南一个叫周汉的小知识分子的反洋教事迹。周汉（1842–1911）是湖南宁乡人，出身军人家庭，但本人中过举人。他在年轻时也热心功名，仍从行伍起步，官至陕西候补道员。但在1884年，42岁的周汉主动弃官，回到故乡湖南闲居。很快，满脑正统思想的周汉就变成了一个仇视洋教、洋人以至西方文化的极端分子。从1890年开始，周汉编印了大量仇洋仇教的小册子，有的还图文并茂，其中充斥着大量谣言，最有名的就是“挖眼配药”：
鬼叫［教］都有妖术，切得妇女们崽肠子、奶尖子、孕妇胞胎、小孩子肾子，他拿去买鬼商人配制照相的药水，熬炼铜铅，每百斤铜铅熬得出八斤银子。凡从叫的死了，鬼叫头不准亲人近前，要由他殡殓。他把眼睛剜了去，也是卖去配药，还哄人说叫做“封目归西”，你们说可怕不可怕，可恨不可恨哩！——《鬼叫该死》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王宏超，在学术论文《巫术、技术与污名：晚清教案中“挖眼用于照相”谣言的形成与传播》中梳理了挖眼配药这个谣言的演化和传播过程。他指出，挖眼剖心之类，本来是中国古已有之的“采生折割”巫术，深受广大民众畏惧，视之为人世间最恐怖的事件之一。王宏超没有解释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害怕身体的残损，但原因也不难想到：自古以来，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人一直认为身体并不只属于自己，也属于整个家族，是传宗接代的重要工具，必须好好呵护，所以《孝经》特别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因此，哪怕只是断发、文身这样轻微的损伤，古人都无法容忍，视之为严重的羞辱。
洋教传入中国之后，对洋人非常畏惧的国人，很自然地把挖眼剖心之类他们最害怕的事情联系到洋人身上，作为排斥外来文化的正当理由。在周汉之前，至迟到19世纪50年代，民间已经普遍形成了洋人会挖眼的共识。此后，不断有新的元素加入到挖眼谣言中，比如对于所挖眼睛的用途，就先后出现了用于炼银、用于配制洗相片的药水等说法。上引《鬼叫该死》中的文字，就把这些谣言来了个集大成，完整地打包在一起。
周汉编印的这些小册子，很快散播到了全国，而以长江中下游地区最为流行，间接造成1891年在丹阳、芜湖、宜昌等地接连发生教案，多有人员死伤和财产损失。各国驻华使馆发现，这些教案背后都有周汉印行的宣传品在发挥作用，于是要求清廷惩办此人。
然而，周汉绝不是一个孤立无援的斗士，他实际上代表了湖南地方士人的普遍心声，获得了他们的深切同情。事实上，他之所以有财力印制这么多仇洋宣传品，正是因为很多湖南士绅无偿捐钱给他；湖南官场对他的行为也放任不管，长沙知府甚至还支持当地的生员把《鬼叫该死》改编成戏曲，搬上戏台演出。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话来说，两湖士绅“赞周之歌谣者十人而九，真不可解，长沙三书院尤佩服周”。可想而知，这些人虽然没有亲自出头，但私底下一定传谣传得不亦乐乎。因此直到1892年，张之洞才采取了一些有限的惩办措施，包括革去周汉的道员职衔、宣称他有精神病、查封给他印材料的书坊等。但周汉仍然有充分的人身自由，在士绅的帮助之下继续自行印刷仇洋小册子。
最终要到1897年，在全国仇教排洋的情绪已经相当严重的时候，新任湖广总督陈宝箴才不得不将周汉逮捕入狱。后来，周汉仍然至少获得了两次出狱的机会，只是都被他本人断然拒绝而已。直至1910年他患上重病，其家人才强行把他从监狱抬出。而他一出狱，就强撑病体，拄着拐杖继续上街散发反教材料。1911年周汉病逝，湖南大部分府厅州县都向其家人送了挽联。
湖南一个小知识分子周汉传播的谣言，以一己之力，通过广大文人士绅联结而成的舆论网，有力助推了全国的反教运动（包括义和团运动），这似乎违背了我们的“常识”。我们似乎总觉得，造谣传谣只有没文化的底层人士才会干，知识分子具备知识和理性，不屑于这些愚昧的把戏。其实恰恰相反。王宏超就指出，很多时候，知识分子才是造谣传谣的主力，并因为他们的声望而成为谣言传播的重要节点；没有知识分子参与，很多谣言反而不会有那么大影响力。
如今已经一百多年过去，情况还是一样的。“洋人挖眼剖心”的谣言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冠疫苗导致白血病和肺结节”“湘雅医学院罗帅宇被害死之后摘器官”。我有不便公开的证据表明，大量的文人，什么这个报的记者啦，那个报的专栏作家啦，私下都非常热衷于传播这些谣言。比如某财经记者、《经济观察报》评论员，平时在网上公开发的文章，都一本正经，有的点评财经事件，有的推荐好书，不时就流露出为民请命的风骨，一派人五人六的彬彬君子风度。但在私密的微信群里，此人的另一面（或者不如说仍是同一面）就露出来了，不仅一口咬定新冠疫苗一定导致了白血病和肺结节，而且说什么“怎么到了今天还有人会替疫苗洗地？”这样的人，与周汉何异？与“斯奎奇大王”又何异？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所有当下的人，都不过只是已经死掉的人的轮回转世。混混的谣言，过去有，今天也有。传谣的文人，过去活着，死亡转世之后，今天依然活着，并且还预备要在这个古老的国度永永远远地转世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