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年轻人争先恐后飘洋过海寻出路
时间:2026-01-05 15:41来源： 未知 点击: 次

在中国青年失业率徘徊在17%左右的当下，许多像小伯这样的“00后”将求职目光投向海外，成为继中国精英阶层后，又一批试图“润”出国的群体。

在海外留学的雍灏楠(18岁)，则从另一个角度注意到这一趋势。他自去年4月起上载视频，按国家介绍普通人出国工作和移民的路径。短短几个月，账号已有近3万名粉丝。

与此同时，雍灏楠还建立了交流社群。自9月建群以来，累计入群人数已接近4000人。他受访时说，群成员年龄介于16至35岁，学历以本科和专科为主，最关心的是获取一手海外求职和移民信息。

为避免引起太高关注，雍灏楠将群名统一设为“语言学习交流群”。群成员还可与他进行一对一交流，前来咨询的既有北京大学的本科生，也有30多岁、被裁后打算去海外修水管或做电焊的IT(信息技术)从业者。

不同于费用高昂的移民中介，雍灏楠并未给咨询服务定价，对方可自行打赏，少的几元，多的五六十元。他说：“我的目标，就是让新一代因为失业率而焦虑的中国青年‘走出去’。”

出国求职薪水下滑

28岁的小关已经走出国门。他去年投出两三百份简历，始终没找到合适的工作。转变思路后，他一个月内入职一份外派印度尼西亚的财务岗位。

在印尼工作一年后，小关去年10月又被派往仍处于战乱中的刚果(金)。到非洲后不久，他就感染了疟疾。

小关受访时无奈地说，选择非洲，是因为这里存钱速度“是印尼的两三倍”，可以尽快存够“启动资金”，为下一步移民德国做准备。

不过，随着出国求职人数增加，外派岗位竞争更激烈，薪水已显著下滑。小关说：“10年前外派非洲，年薪上百万都不稀奇;现在月薪一万出头，也不愁招不到人。”

在国内求职碰壁后，小关去年开始通过外派出国工作。图为刚果(金)一处海滩和猴面包树。(受访者提供)

从事人力资源的小伯，对海外求职机会的变化更加敏感。不用查资料，他就能脱口而出澳洲各州的紧缺职业清单。过去几乎年年上榜的“移民三宝”专业护士、社工和幼教，去年幼教已经供过于求。

通道收窄一度让小伯感到迷茫，但他最终还是下定决心要走。他说：“不管逃出去会不会更好，但是当下你能接受吗?我的答案是，不能。”

事实上，经济前景只是一部分原因。多名受访者在深入交流后都提到，一些非经济层面的观察和担忧，才是他们感到非“润”不可的压力来源。

小伯坦言，对未来就业形势的悲观是一方面，真正压垮他的，是中央企业的工作环境。除了在休息日参加思想报告会、党会，公司每周还会通过一个“神剑系统”，用数据线连接员工的私人手机，扫描他们的社交媒体动态。

正是在一次检查中，小伯被发现曾用加密货币向乌克兰捐款，随后被要求写检查，并从原本2600元的月薪中扣除800多元，作为惩罚。

小伯原以为事情就此翻篇，后来经同事提醒才意识到，这件事已经成为他履历上的“污点”。他不再被当做“自己人”，以后晋升的机会也微乎其微。

分析：中国青年移民

凸显对当前社会失望

旅居台湾的时事评论人徐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中国人向来安土重迁，当这样一个民族开始规划“离开国家”的人生路径时，真正需要反思的，是中国社会本身出了什么问题。

徐全说，当前出国求职的中国青年不仅愿意从事劳务工作，也愿意去往南美、非洲等非传统移民地，“这本身就说明，他们对当下的社会状况感到极度失望。”

他指出，青年人看不到向上流动的希望是一个老话题，但今年尤为突出，一个主要原因是既得利益者频频“炫权力”“炫特权”，对一般平民阶层造成了巨大刺激。

从去年4月的董袭莹事件、5月的“天价耳环”事件，到上月浙江大学26岁博士生导师引发争议，徐全指出，中国特权阶层已形成对社会资源垄断的“闭环”，而中低层民众几乎难以进入，“最终能分配到的，只剩下资源的边角料、碎渣、碎末、碎屑”。

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剑受访时则指出，当代年轻人的无力感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个全球性问题，美国年轻人同样面临严峻的就业压力。

他说，宏观层面的确需要创造更好的环境，但对身处时代潮流中的个体来说，“困难任何时候都会存在，相比之下，个人的努力显得更为重要。”

在傅方剑看来，中国年轻人“润”出国未必是坏事。他说，既然国内卷得厉害，那么不妨换个环境，“就像老话说的，‘人挪活，树挪死’”。

傅方剑说，中国贸易已遍及全球190多个国家，年轻人跟随国家战略走出去，“说不定搏一搏，就能为自己搏出更好的明天”。

对于出国是否会过得更好，徐全则认为，做出这一选择的人不可能对困难没有预期。“他们有了估计，却仍然选择离开，可见他们的意志是多么地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