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的名义 藏不住的黑幕
时间:2025-12-27 17:02来源： 未知 点击: 次

　　故事的另一端，要从一个世纪前说起。

　　庞莱臣这个名字，在中国近现代收藏江湖里，是一块金字招牌。这位出身浙江南浔“四象”之一庞家的实业家，不仅富甲一方，更好收藏。他眼光毒辣，出手阔绰，经手的历代名迹，后来悉数收录于一套名为《虚斋名画录》的书中。

　　能入此书的，皆为旷世奇珍。

　　1949年，庞莱臣去世。他的后人继承了这批足以买下半个上海的宝藏，也继承了这位老先生深植于心的家国情怀。他们深知，这些民族瑰宝的最终归宿，不应是自家的画室，而应是属于全体人民的殿堂。

　　1959年，庞莱臣之孙庞增和与家人做了一个郑重的决定，将家藏的137件（套）“虚斋旧藏”古书画，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接收单位，是当时全国三大博物馆之一的南京博物院。

　　这批文物里，就有那幅日后搅动风云的《江南春》图卷。

　　为了表彰这一义举，1962年11月，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在苏州专门召开了颁奖大会。时任南博院长、我国第一位考古学女博士、著名的“南曾北夏”之一的曾昭燏先生，亲笔为庞家题写了一纸奖状。

　　白纸黑字，红星为印，上面写着：

　　庞增和先生将家藏古代书画一三七件捐献给国家，特给此状，以资褒奖。

　　这份信任，本应重于千金。

　　庞家人也一直这么认为。他们相信，博物馆是时间的保险柜。正如另一位捐赠大家、画家潘天寿先生在1951年捐出自己的得意之作《墨竹图》时所言：

　　藏之于公，方能传之千古。

　　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最朴素的信念。他们不求金钱的回报，但求精神永驻。他们相信，将私人的审美记忆，托付给一个永恒的公共机构，是使其不朽的最佳方式。

　　然而，时间的保险柜，有时也会自己打开门。

　　而且，是以一种他们从未想象过的方式。

　　1、

　　庞家人对南京博物院的不信任，并非始于2015年那场关于卖画为生的名誉权官司，而是源自一场更早的、几乎被遗忘的“借画”悬案。

　　时间回到1963年，距离庞家第一次大规模捐赠仅仅四年。

　　那一年，南博的一位工作人员徐沄秋，以筹办画展为名，登门拜访了庞增和。他希望能从庞家尚未捐出的藏品中：

　　借走两幅画作临时展出。

　　这两幅画，一幅是元代大家吴镇的《松泉图》轴，另一幅是清初“四王”之一吴历的《仿古山水册页》。

　　徐沄秋当时承诺，展期仅三个月，展毕即刻归还。

　　庞增和应允了。毕竟，对方是代表国家级的博物馆，这点信任还是有的。

　　但这一借，就是：

　　一生。

　　三个月后，画没有还回来。一年后的1964年12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德高望重的南博院长曾昭燏先生自杀身亡。

　　一个时代的文化巨星陨落，整个南博乃至江苏文博界都陷入了动荡与悲痛。

　　庞增和心中虽然焦急那两幅画的归属，但也深知人情世故。他在后来对家人说，实在不好意思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向一个刚刚失去院长的单位“讨画”。

　　这一“不好意思”，就等了十几年。

　　直到1979年，庞增和夫妇才开始重新踏上追讨之路。在接下来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前往南博，询问那两幅被借走的画的下落。

　　得到的回应，总是含糊其辞，或者干脆：

　　均无结果。

　　1988年，耐心耗尽的庞增和，将南京博物院告上了法庭。他的诉求很简单：确认那两幅画的所有权。

　　然而，由于当年君子之交般的出借并无留下任何书面借据，这场官司最终以一个让庞家难以接受的方式了结。

　　法院判决，这两幅画并非借用，而是：

　　征购。

　　判决要求南博向庞增和支付2.6万元画款，外加2.8万元的利息。用五万多块钱，为这桩悬了二十多年的公案，画上了一个法律上的句号。

　　这件事，成了庞家人心头一根深深的刺。它让他们第一次意识到，在与公共机构的交往中，单纯的信任是多么脆弱。

　　但他们依然没有想到，这种脆弱的信任，还会在二十多年后，以一种更具侮辱性的方式被再次撕开。

　　2、

　　2015年初，庞家后人因为南博在一篇展览宣传文章中使用了“庞莱臣子孙败落到卖画为生”的表述，起诉南博及作者侵犯名誉权。

　　为了在法庭上证明庞家确有卖画的行为，从而论证其文章表述并非捏造，南博的代理律师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证据。

　　这份证据，正是那幅本应在1959年就被庞家无偿捐赠的仇英《江南春》图卷。

　　南博方面称：

　　此画早已不在院内，而是被一家名为南京艺兰斋的机构所收藏。

　　那一刻，坐在原告席上的庞叔令彻底懵了。

　　自己家捐给博物馆的国宝，怎么会流落到一家私人机构手里？又怎么会反过来，成为对方在法庭上攻击自家卖画为生的武器？

　　这比魔幻现实主义还要魔幻。

　　诉讼结束后，庞叔令越想越不对劲。从2016年开始，她持续向南博写信，提出了一个在任何捐赠者看来都再也合理不过的要求：

　　查验当年捐赠的全部137件藏品现状。

　　面对这个要求，南博的回应，比十几年前的均无结果更加直接和冷漠。他们以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理由，拒绝了庞叔令：

　　你不是捐赠人本人。

　　法律的铁锤，最终还是敲开了南京博物院尘封已久的库房大门。

　　在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后，南博终于同意，在2025年6月30日前，安排庞叔令查验那批捐赠了66年的藏品。

　　然而，就在查验日期到来前的一个月，2025年5月下旬，一个更惊人的消息传来。

　　庞叔令在一位朋友发来的电子图录里，看到了那幅让她魂牵梦萦的画卷。画面上的青绿山水，正是她祖父口中念叨过无数次的，仇英的《江南春》。

　　它出现在北京一家顶级拍卖公司的春拍图录上，被作为最重要的拍品之一隆重推出。图录为其撰写了洋洋洒洒的考证文章，称其为“市场仅见的仇英青绿山水杰作”。

　　起拍价：

　　8800万。

　　3、

　　在庞叔令向国家文物局紧急举报后，这场即将上演的拍卖大戏，被按下了暂停键。

　　拍卖公司撤拍了这件藏品。

　　但风暴，才刚刚开始。

　　2025年6月底，庞叔令与她的代理律师尹志军，如约走进了南京博物院。

　　清点的结果，与他们的预感完全一致。

　　当年捐赠的137件（套）藏品，如今只剩下132件。除了那幅刚刚在拍卖场上一日游的《江南春》，还有另外四幅画作也消失了：

　　宋代赵光辅的《双马图轴》、明代王绂的《松风萧寺图轴》、清初王时敏的《仿北苑山水轴》和清代汤贻汾的《设色山水轴》。

　　一个月后，南博给出了姗姗来迟的书面答复。

　　这份答复，彻底点燃了庞家人的怒火。南博称，这5件缺失的藏品，早在1961年和1964年，就经过院内专家组的两次鉴定，结论均为：

　　伪作。

　　因此，这些伪作已于上世纪90年代，根据当时新出台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从藏品序列中“剔除”，并进行了：

　　“划拨、调剂”处理。

　　至于划拨给了谁，调剂去了何方，答复中没有说明。

　　这个解释，每一个字都充满了漏洞和傲慢。

　　庞叔令的反驳直截了当。首先，我的曾祖父庞莱臣，是业内公认的收藏大家，眼光毒辣，他的收藏可能会有争议，但绝不可能把一堆赝品当成宝贝捐给国家。

　　其次，即便退一万步说，你们鉴定下来认为是伪作：

　　你通知我们，退还给我们不就行了吗？

　　这是最朴素的人之常情。

　　还有，就算你不退，那这5件你认为是假作的藏品，到底去了哪里？

　　面对这个问题，南博说，不清楚。

　　当庞家的代理律师要求南博出示当年的鉴定材料时，他们拿出的东西，更像是一个笑话。

　　那是一份1964年的文件影印件，标题是《王敦化、徐沄秋、许莘农三同志意见纪录》。但文件的核心内容，几乎全部被打上了厚厚的马赛克，密密麻麻，无法辨认。

　　在像素格的缝隙里，只有一个潦草的手写字，依稀可见：

　　伪。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份关键文件的鉴定人员，并非外界想象的文博界泰斗。根据庞叔令的说法，他们只是南博的普通工作人员，其中一位，甚至都不是书画鉴定专业的。

　　一个非专业的普通员工，在一份打满马赛克的文件上，用一个“伪”字，就宣判了一幅未来估价8800万的名画的死刑。

　　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

　　而整起事件最致命的疑点，也正在于此。正如文化学者马未都的质问：

　　如果它真的是一件赝品，为何能在今天最严谨的商业拍卖市场上，获得8800万的天价估值？难道拍卖行和那些准备砸下真金白银的顶级买家，都是傻子吗？

　　更何况，根据新华社记者后来查到的物证，这幅画在2001年被“处理”时，价格仅为：

　　6800元。

　　从“赝品”的6800元，到“珍品”的8800万，中间相差了一万两千多倍。

　　这中间巨大的价值鸿沟，到底是谁在扮演“上帝之手”？

　　4、

　　就在庞家后人与南京博物院的“伪作”之争陷入僵局时，一个来自博物馆内部的声音，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切开了事件最深处的脓包。

　　2023年12月21日，一位名叫郭礼典的南博退休保管员，手持自己的退休证和工作证，出现在一段实名举报视频中。

　　他举报的，正是他当年的老领导——从一个高中学历的印刷工人，最终执掌南博二十余年的传奇院长，徐湖平。

　　徐湖平的履历，本身就是一部传奇。

　　视频中的人物简介显示，这位日后的文博巨擘，仅有高中文化。他参过军，退伍后在1969年进入印刷厂当工人。直到1973年，毫无文博经验的他被调入南京博物院。

　　12年后，40岁的徐湖平便被任命为：

　　南博副院长，官至正处。

　　郭礼典的指控，不再纠结于某一幅画的真伪，而是指向了一场系统性的、大规模的监守自盗。

　　在他的描述中，一条清晰的利益链条浮出水面：

　　第一步，利用院长职权，将馆藏的珍贵文物——特别是无人敢动的故宫南迁文物，指使专家鉴定为”赝品”。

　　第二步，将这些“赝品”以极低的价格，“划拨”给自己同时担任法人代表的：

　　江苏省文物商店。

　　第三步，再由其在上海开设拍卖行的儿子，将这些文物高价倒卖给国内外的富商和贩子，从中牟取暴利。

　　郭礼典在视频中称，被如此操作的国宝，多达：

　　上千件。

　　如果说，南京博物院的“名画门”还隔着一层“鉴定争议”的迷雾，那么郭礼典的举报，则让人想起了另一起更加触目惊心的案件。

　　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前馆长萧元，一位著有《书法美学史》的专家。在2002年到2010年间，他用自己临摹的赝品，系统性地调换了馆藏的143幅名家真迹，包括齐白石、张大千和八大山人。

　　他从藏品库里拿走了143幅真迹。

　　又一丝不苟地，放回去了143幅赝品。

　　其中125幅真迹被他送去拍卖，获利超过3400万元。全案涉案金额，高达1.1亿元。

　　当守护者变成了最高效的盗窃者，当专业知识沦为最锋利的犯罪工具，整个体系的防火墙便形同虚设。这或许正是鲁迅先生的远见，他在近百年前的文章《谈所谓“大内档案”》中就曾断言：

　　“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把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把东西偷完。”

　　面对排山倒海的质疑和前下属的实名举报，80多岁的徐湖平在家中接受了采访。

　　他坐在古色古香的太师椅上，神态平静，给出了自己的“四不”回应：不了解、不参与、不经手、不专业。

　　事实上，在此前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徐湖平曾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无比清高的形象。

　　视频里，他对着满堂听众侃侃而谈：

　　“我当院长当了27年，我从来不在民间买一件东西。你们懂吧，这做官的诀窍。如果我买了，现在是检举的时代，他说你这个500万的东西，5万块钱都不值，他跟那两个私交，100万卖掉，他拿回扣拿了50万，我洗都洗不清，只有跳楼自杀。“

　　如今看来，他不是怕被检举，而是深谙此道。

　　视频最后，他把一切都交给了组织：

　　等上级调查结果。

　　然而，新华社记者的调查，很快让这份看似无懈可击的回应出现了裂痕。

　　记者查到的文件显示，1997年那份关键的划拨报告上：

　　有他清晰的签名。

　　而接收那批“处理品”的江苏省文物总店，他也曾是：

　　法人代表。

　　更不用说，那位以6800元买走《江南春》的神秘“顾客”陆挺，正是他担任会长的江苏省收藏家协会的顾问：

　　会长签字调拨，法人代表接收，协会顾问购买。

　　一个完美的流程。

　　这个闭环，不仅用来变现，更用来“镀金”。

　　就在《江南春》被低价“处理”前后，一个叫徐莺的女子开始崭露头角。视频资料显示，她对外一直以收藏大家庞莱臣的“曾外孙女”身份示人。

　　但她的真实专业，是：

　　植物病毒学。

　　在举报者的描述中，一条围绕“身份造假”的学术腐败链条同样清晰：

　　第一步：认假祖宗。在徐湖平的运作下，将毫无血缘关系的徐莺塞进庞氏家族的族谱。

　　第二步：学术洗白。凭借“庞氏后人”的假户口，让研究植物病毒的徐莺，硬生生将研究方向扭转为“庞家收藏”，并以此为题：

　　在中国美院拿到艺术史博士学位。

　　第三步：权威站台。2014年，在南博的一场重要展览上，时任院长的徐湖平亲自下场，向全场宣布徐莺就是庞氏后人，用自己的权力为她的假身份背书。

　　尽管早在2016年，法院就已判决徐莺的身份造假，但这条为她量身定制的“博士通道”，早已铺就。

　　5、

　　如今，国家文物局和江苏省的联合调查组已经进驻南京。

　　调查组进驻两天后，根据一些流传的视频，2025年12月22日晚10点，疑似多辆公务车辆包围了徐湖平位于南京后半山的别墅——一栋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民国建筑。

　　行动一直持续到23日中午12点半。

　　那栋平日极少开灯、被戏称为“像鬼灯一样”的别墅，前一夜灯火通明。有些视频声称，徐湖平夫妇及保姆被一同带走。

　　目前，这栋位于幽静小路尽头的民国别墅，迅速成了南京市民最新的网红打卡地。人们争相前来，对着那扇紧闭的大门拍照、直播，仿佛在围观一个巨大时代的荒诞落幕。

　　1959年，庞增和先生将家族的珍宝献给国家时，他所托付的，是一种能让文化血脉“传之千古”的信任。

　　66年后，这份信任的守护者，在自家那座同样是“文物”的别墅里，被带走了。时间的保险柜最终关上了，但代价是什么呢？

　　这种信任，是张伯驹捐出《平复帖》时拒收20万奖金的淡泊；是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将丈夫1200件遗作全部捐出的无私。

　　这是中国捐赠者最朴素的高贵。他们不求金钱的回报，但求精神永驻。

　　可当传家宝变成拍卖图录上的冰冷编号时，我们伤害的，何止是庞家后人的心呢？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对待那些无私的奉献者。当时间的保险柜自己都开始监守自盗，当传之千古的承诺变成低价处理的生意，我们又该将民族的记忆托付给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