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乌克兰无人机打到乌拉山首府叶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住在俄罗斯西半部地区的人民如剑悬颈，再不能如侵略战争初期那般可以正常度日。
华府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分析师柯雷厉（Kassie Corelli）稍早撰文指出，俄罗斯无法实现其军事目标、面临经济困境以及乌克兰无人机的威胁，导致俄罗斯民众对和平谈判的支持率从去年二月的 35%，上升至今年二月的 59%。对俄罗斯边境城镇聊天记录的分析显示，人们的指责对象正从乌克兰人转向俄罗斯官员。
柯雷厉指出，普京（Vladimir Putin）发动侵略战争初期，大多数俄罗斯人还可以隔岸观火，继续正常生活。然而，如今，随著武装冲突日益蔓延至俄罗斯领土，一般民众几乎不可能置身事外，与普京对乌克兰的战争保持距离。
独立记者分析了今年前三个半月的地区性 Telegram 频道，发现在此期间约有 2,000 则关于无人机飞越的报告。有关无人机攻击威胁的报告数量最多的频道来自图拉州、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和沃罗涅日州。莫斯科的频道也经常报告有无人机飞向首都。据官方报告，今年，莫斯科及从俄罗斯南部到乌拉山脉的 20 多个地区都遭受无人机袭击。布良斯克州的 Telegram 频道拥有逾 4 万名订阅者，该频道平均每天发布 10 件飞弹和炸弹攻击报告。
今年头几个月，俄罗斯境内无人机攻击事件增多，与俄罗斯民众焦虑情绪的上升密切相关。连效忠于官方的全俄罗斯公共舆论研究中心（VTsIOM）也在追踪这一趋势，发现四月份有 25% 的俄罗斯人感到焦虑／恐慌，比一月份增加 2%。酗酒和酒精性精神病是社会问题恶化的标志，也可能是焦虑情绪的间接指标，去年的发生率比 2024 年增加了 30%。与乌克兰前线地区一样，俄罗斯边境地区的居民也承受著持续的压力，有时甚至几个月都无法获得暖气和热水。
政治学家加利亚莫夫（Abbas Gallyamov）认为，对俄罗斯城市的攻击将导致反战情绪高涨。加利亚莫夫指出，俄罗斯社会正迅速疏远政府，不愿与政府的失败扯上关系。然而，克里姆林宫也试图将这种不满之火引去燃烧大企业，进一步推动俄罗斯经济的国有化，并打压那些支持市场经济道路的国家发展人士。在整个战争期间，在金融经济领域内部寻找敌人的手段便不断进行。
克里姆林宫正竭力说服俄罗斯民众，经济和前线的问题完全是乌克兰、“西方集体”以及某些“掌权叛徒”的错，绝非普京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策略是成功的，部分归功于宣传，部分归功于人们在极端情况下的自然心理反应。由于无法左右克里姆林宫的行动，身处战火中的俄罗斯民众将怒火转向了眼前的威胁——乌克兰或地方官员。
柯雷厉指出，早在 2014 年，顿巴斯居民就曾因俄罗斯侵略，而出现类似“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乌克兰问题专家托多罗夫（Igor Todorov）当时指出，被占领土上的民众由于无法离开，只能适应新的现实。记者们还指出，顿巴斯地区存在著一种“战争逻辑”，当地居民决心为死者复仇，不再思考冲突的真正原因。
在俄罗斯，人们普遍不加批判地指责乌克兰发动无人机攻击，因为居民们已将战争视为一种自然现象，并学会了不去思考原因。
然而，据独立记者报道，俄罗斯边境地区民众的基本反应甚至并非仇恨乌克兰人，而是平感。《新报》（Novaya Gazeta）的记者引述新罗西斯克和列宁格勒州一些小镇居民的话说，他们正饶有兴趣地从阳台上观察著无人机攻击。
即便如此，俄罗斯民众对当局行动的不满情绪仍在增长。在边境城镇的 Telegram 聊天群中，包括雷尔斯克、苏贾和利戈夫等地，舆论风向正在转变。
在 2024～2025 年，聊天群成员积极转发反乌克兰文章，并使用贬义词“khokhly”（意为“乌克兰人”）指涉乌克兰人；但是到了今年，这个词就不再出现了。相反，用户的愤怒指向国防部，指责其将民用飞机用于军事用途，将乘客变成“人肉盾牌”。目前，这些聊天群组的成员还不敢直接批评克里姆林宫。然而，这种趋势正朝这个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