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共疯狂加强监控、限制翻墙，是因为它正处于极度的恐惧之中。基层动员能力失灵，维稳财政面临崩溃，当百姓不再害怕坦克与监控，而国库又掏不出银子来维持这台庞大的镇压机器时，红潮覆灭不再是预言。
中共每年的“维稳”经费早已超越军费。这种“内战式”的财政支出，反映出中共对人民的极度不信任。一场关于“数字社会治理”的内部闭门会议上，有官员忧心忡忡地表示，尽管天网系统、人脸辨识已经覆盖全国，但“大数据”却算不出人心。报告中指出，现在的群体性事件已从“利益诉求”转向“尊严诉求”，民众开始出现“集体性不配合”（即躺平运动）。当百姓连命都不要、连后代都不生的时候，再精密的监控摄像头也只是电线杆上的装饰品。
没钱了！“抗争”的代价与“不抗争”的代价几乎相等
旅美经济学家程晓农多次提到，中国的“地方债”是中共无法解决的绝症。当地方政府财政破产，首当其冲的就是基层公务员、协警、网评员（五毛）的薪资。一旦这些负责“抓人”和“删帖”的人也拿不到工资，中共的基层控制力就会瞬间瓦解。这就是所谓的“财政悬崖导致政治崩溃”。
其实，中共最怕的就是民众的“精神觉醒”。从2022年的“白纸革命”到遍地开花的“烟花革命”，中国百姓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集体不服从”。中国问题专家、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教授精辟分析道，中共的统治本质是“恐惧”。它依靠恐惧来让民众自我审查。但恐惧是有极限的。当经济困顿到让人活不下去时，民众会发现“抗争”的代价与“不抗争”的代价几乎相等。明教授指出，中共现在最怕的就是抗争的“去中心化”与“遍地开花”，这让它有限的维稳力量顾此失彼。
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余茂春在多次公开演讲与撰文中提到，中共最大的战略误判是认为“西方可以被收买”。他强调，美国已认清中共不等于中国人民。当国际社会开始精确打击中共权贵的海外资产，并切断高科技供应链时，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会因为“分赃不均”而激化；内部“反习”势力与民间抗争浪潮的合流，是中共最无法承受的恶梦。
中共最怕的是你不再怕了！
从民间基层到党内蔓延着一股强烈的“末世感”
中共目前的危机在于“集体性不配合”。基层官员不再把中央的命令当回事，而是采取“看风向、留后路、存实力”的策略。这种从基层开始的“崩掉”，是任何高压监控都无法挽回的。现在大陆许多著名寺庙、道观的“ VIP”信徒，往往还是当地的政法委书记或派出所长。这些“无神论”官员在私下场合最关心的是：“中共还能撑几年？”以及“我该躲到哪里去？”反映了他们对中共体制的崩塌在即也心知肚明。
据悉在“省部级内部座谈会要点”，会议中官员们普遍对“监控失灵”表示极大担忧。一位基层政法官员抱怨：“现在监控探头坏了，地方财政没钱修；警察加班没奖金，出警热情降低。我们就像守着一堆干柴，随便一个火星子就能让整片防区烧起来。”无独有偶，去年底在某经济重镇的一场内部“维稳分析会”上，一名负责政法委工作的官员在喝醉后曾失言：“大家现在都在演戏，戏台子都要塌了，谁还认真背词啊？”这句话虽然被迅速压下，却在当地基层圈子传为金句。
许多高官正密谋将最后的资金外逃，官员也还在进行“证据储备”。他们将上级下达的违法指令（如强拆、迫害异议人士）的原始录音、签字文件进行扫描，并通过特殊管道传送到海外或藏于极其隐密之处，甚至连基层官员都在传阅关于“政权突发性崩溃”后的生存手册。
换言之，今天的官员，正在为明天的审判准备证词。中共现在正处于“财政悬崖”，基层官员的“生存手册”或也是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当地方财政无法再负担这台“暴力机器”的润滑油时，官员们的忠诚度会瞬间归零，转向“沉船自救”。
不仅如此，中国国内流传最广的生存策略之一就是“退出党、团、队”。报道指出，许多基层干部早已领取了退党中心发出的化名证书。他们认为，如果“红潮”真的覆灭，这份证据将是他们免于被清算的“道德路条”。
总结而言，没钱了暴力机器缺乏运转燃料，反共浪潮下的国际围堵也切断了输血管道。正如历史规律所示，任何一个靠暴力和谎言支撑的独裁政权，其覆灭往往发生在它“看起来”最强大、最恐慌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