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专栏作者BRET STEPHENS文章：我曾与黎智英共坐在香港一处僻静的海滩，听他讲起自己的人生故事。
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掌权后，他的母亲被抓去劳改。一位香港乘客给他巧克力吃，激起他乘船偷渡到这个英国殖民地的决心。他从一家手套厂的底层工人做起，白手起家，创办了休闲服饰品牌佐丹奴——品牌名字的灵感来自纽约一家披萨店的餐巾纸。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激发了他的政治积极性。他创办了民主派报纸《苹果日报》，口号是“每日一苹果，冇人呃到我”。
“我坚信媒体传递信息，本质上就是在传递自由，”2020年，黎智英对时报说。这是我见过的为独立媒体所做的最精确的辩护。
从海滩离开后，我们一起去吃午饭，畅谈政治、政治哲学与宗教自由。那是在2009年，距他与香港政府就一项安全法提案展开对决并获得胜利，仅仅数年时间——该法案如若实施，将会掏空香港的自由，而在1997年英国根据“一国两制”承诺将香港归还给中国后，这些自由理应得到为期50年的保障。
本周一，已被单独监禁五年的黎智英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对于一个78岁的病弱老人来说，这几乎等同于无期徒刑。六名前《苹果日报》高级职员也被判长期监禁。对于这一判决，最宽容的解读是，习近平打算在今年4月与川普总统在北京会面时，把黎智英作为贸易谈判的筹码。若按不那么慷慨的解读，这不过是毛泽东主义领导人治下的中国重回本色的现实写照。
但是这个故事还有同样令人沮丧的另一面，那就是西方已经放弃，不再将捍卫异见人士作为一种公共事业。
50或40年前，自由世界曾对苏联的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沙兰斯基，以及在中欧国家被囚禁的比尔曼、哈维尔、瓦文萨等人深深关切。直至2007年，乔治·W·布什还出席了在布拉格举行的异见人士会议，彰显了这些人物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它对自由社会事业的支持绝非仅限于口头承诺。
2008年后，局势骤变，美国外交政策中从未缺席的现实政治强势回归。人们将布什的“自由议程”与伊拉克战争联系起来，认为这种议程只是为不道德战争披上的虚伪外衣，抑或是美国试图在贫瘠土壤播撒民主的昂贵幻梦。2009年，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华时宣称，中国的人权问题“不能干扰全球经济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和安全危机”。
换言之，还有更重要的交易要达成。
川普执政期间，美国政策变得更加功利且不讲道义。这位总统以美俄道德上并无差别为由，为自己与普京的亲密关系辩护——2017年他对福克斯新闻的比尔·奥莱利说：“你以为呢？我们国家就那么无辜吗？”尽管川普口口声声要管理委内瑞拉，该国政权仍在继续囚禁政治对手，而美国只把委内瑞拉视为掠夺石油资源的对象。
这种粗俗的世俗眼光忽略了这样一件事——黎智英这样的案件所涉及的人权问题并非对更重要事务的干扰。它们本身就是要务。
我们今天与中国的对抗（就像我们与俄罗斯的对抗，或冷战时期与苏联的对抗一样）并不是为了贸易条件或海洋和领土争端。其本质在于个人自由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其他所有问题都由此衍生。尊重自由的国家会寻求和平解决分歧的方法。不尊重自由的国家则不会。西方与习近平或普京签署的任何协议，一旦对他们造成不便，最终都会被违反。
川普也是如此——我们的贸易伙伴和条约盟友在过去一年里都深有体会。
鲁比奥周一发表简短声明，要求中国给予黎智英“人道主义假释”。这远远不够。黎智英需要的不是极权国家的怜悯，而是全球正义之士为他发起的声援运动，这些人明白，像他这样的异见者是人类自由的捍卫者，彰显着自由在冷酷敌人面前的崇高与必要性。他们同样明白，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是自由世界最有效的武器，因为对于独裁政权来说，最危险的莫过于国民心中勇气与良知的结合。
希望有一天，我们将迎来能够明白这一点的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