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1980年实施“一胎化”政策，同时提高结婚门槛、放宽离婚程序。 随后，政府在1991年又推出“一票否决”制度，将干部升迁与完成计划生育目标挂钩。 这些做法，再加上强制堕胎与超生巨额罚款等措施，使中国生育率从1990年的2.3迅速下降至2000年的1.22.
这项趋势已被证明难以逆转。 如今，中国生育率位居全球最低之列，外界普遍预期中国将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以求摆脱低生育陷阱。 中国确实正朝这个方向前进。 为便利结婚，中国今年5月放宽规定，允许新人在全国任何地点办理结婚登记，不再受限于户籍地。 这项政策目前已显现成效：2025年第三季度结婚数较去年同期增加22.5%。
但这种正面效果恐怕稍纵即逝。 2021年中国对离婚夫妻实施强制冷静期时，也出现过类似现象：离婚数从2020年的434万降至2021年的284万，但2024年又回升至351万，2025年前三季更比去年同期增加6%。 随着生育年龄人口持续下降、男性人口长期过剩，结婚数在短暂回升后，终将重返下滑趋势。
外界越来越担忧，一旦鼓励措施无效，中国可能诉诸强制手段。 但这类担忧几乎可以确定是多虑了。 政府固然可以透过强制节育或堕胎来降低出生率，却无法强迫人们结婚、怀孕或接受生育治疗。
若强迫女性生育更多孩子，势必会造成更多弃婴，而政府将必须负责照顾这些孩子，可能长达数十年。 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连推动生育政策所需的财政资源都捉襟见肘，更无力承担照顾日益增加的弃婴。
在实施一胎化政策期间，避孕成为日常必需品，避孕用品也被列为免税品，如今中国避孕用品的使用量在全球名列前茅。 但自2026年元旦起，保险套等避孕产品将被移出免税清单。 在需求如此稳定的情况下，一旦禁止避孕势必引发强烈民怨。
同样地，尽管中国政府呼吁减少“非医疗必要”的人工流产，但不太可能直接禁止堕胎(或甚至是像美国部分地区那样大幅地限制接受堕胎)。 中国社会经历数十年的无神论教育，加上长期以堕胎作为人口控制手段(有时甚至强迫进行)，使中国民众成为全球最能接受堕胎手术的群体。 即使是在一胎化政策正式结束的四年后，也就是2020年时，仍有43%的妊娠被终止。
禁止堕胎不仅会遭遇激烈反抗，也将徒劳无功，只会使堕胎转向地下化。 在实施一胎化政策的36年间，大量医生接受堕胎训练，甚至乡镇诊所都能提供这项手术。 尽管中国政府一直禁止性别选择堕胎，但中国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每100名女婴对应120名男婴，显示非法堕胎极为普遍。
虽然全国层面不太可能推出强制促生措施，但部分地方政府却仍可能会不择手段，特别是以过度积极执行政策闻名的山东省。 例如，为响应1991年的“一票否决”政策，山东省部分县市曾推行“百日无新生儿”运动。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全国5–9岁儿童数量约为10–14岁人口的72%，但山东省暴跌至47%; 其中东平、宁阳、肥城等县的比例更只有25%、23%和19%。
这次山东或许只能在数据上灌水，但这也并非首次。 2013年中国推行选择性“单独二孩”(即夫妇若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即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后，山东虽仅占全国人口的7%，却占了全国四分之一的“二孩”申请。 然而这些申请并未转化为活产，山东的出生率在2015年反而下降11%。
政府固然可以透过强制节育或堕胎来降低出生率，却无法强迫人们结婚、怀孕或接受生育治疗。
同样地，在2016年1月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按理出生高峰应于当年第四季度出现，但山东申报出生人数却从2015年的123万人激增至2016年的177万人，共增加53.5万人，占全国总增量的41%。 然而，在这些孩子理应入学的2022年，山东小学入学人数却下降5%，显然与数据不符。
中国的鼓励生育政策或许会带来短暂的出生率回升，但其中许多孩子或许只会存在统计报表上，就像俄罗斯小说家果戈里(Nikolai Gogol)《死魂灵》(Dead Souls)中那些只存在官方数据上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