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三年来，中国政府仿佛摆脱了经济现实的束缚，报告的增长率始终保持在5%左右。这是一场在楼市陷于困境、通缩压力挥之不去以及西方致力与“中国制造”脱钩的背景下上演的“统计学奇迹”。如今，随着地方政府开始为2026年规划目标，信号十分明确：“5%左右的时代”将凭借政治意志再续一年。
事实上，正如一位中国高级政策顾问最近向我解释的那样，5%左右这个数字已经成了一件政治“紧身衣”。这位顾问说，在过去几年的每一次重大会议上，2035年目标这个“阴影”都笼罩着北京。习近平2020年曾表示，到2035年中国将实现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增长一倍。
为了达成上述目标，中国必须保持大约4.7%至5%的年均增长率，容错空间很小。这位经济顾问告诉我，对习近平来说，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目标，而是一个衡量共产党执政正当性的指标。
2024年末，这一目标的利害攸关性达到顶峰。那时各省的数据连续几个月表现暗淡。消费停滞不前，房价大跌的逆财富效应已促使中产阶级家庭转向防御性储蓄。到当年9月，情况变得明朗，中国有可能无法实现5%的增长目标，这一失败将被视为与2035年愿景直接冲突。
据消息人士向我透露，当原始数据送达中南海时，习近平勃然大怒。结果便是“9月惊奇”(September Surprise)的降临：一波突如其来的刺激措施、降息和股市救市行动。
这表明，尽管中国政府谈论的是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而非一味追求速度，但仍对主要增长目标无法达成感到极度惊慌。向官员们下达的指令很明确：不惜一切代价，完成指标。
政绩陷阱
几十年来，中国的增长引擎一直由地方官员驱动，而他们晋升的关键指标就是GDP增长。但这套体系已经走不下去了。尽管目标由中央政府设定，但地方政府承担了大约85%的支出——如今他们陷入了困境，一边被要求“制造”增长，一边又被债务大山压得喘不过气。
这一陷阱暴露了中国政府试图转向消费驱动型增长的徒劳。对于一位省级领导来说，下令搞一个毫无实际用途的基建项目，要比说服一个忧心忡忡的居民花掉储蓄去买一辆新车容易得多。投资是国家可以动用的一个杠杆；消费则需要信心，而信心无法靠一纸政令确立。
随着各省最终确定其2026年目标，这种紧张关系正在显现。虽然像广东这样的经济大省正在引入更具弹性的目标区间——4.5%至5%——但全国其他地区仍在恪守“5%左右”的指令。
上述政策顾问说，在美国，领导人由关心自己钱袋子的选民来评判，在中国，他们则由关心能否完成指标的上级来评判。
对习近平来说，2035年的里程碑目标比家庭财富或房地产稳定等棘手的现实更重要。5%的目标已成为一个政治盾牌，用以捍卫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即便国家指令与经济现实割裂，正扩大为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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